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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
“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这就是我在《反杜林论》中要表述的核心内容。**也好，历史唯物主义也好，它们本身并不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它们甚至不能当做必然会产生出正确理念的基础。一切都要靠实践！劳动创造人本身，就如中国的说法，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恩叔在党校里面讲述着他著名的《反杜林论》，提到了光复党一些政治口号的时候，恩叔觉得很滑稽。欧洲那些王国高喊“国王万岁”，那是制度的本份。中国在有皇帝的时候讲“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未免显得不伦不类。而更奇妙的是，中国劳动者们不仅觉得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还觉得自己头上应该有这么一位皇帝领导。
当然，作为党校聘请的教师，恩叔总不能在资历很浅的时候直接询问这个问题。而且光复党内部的思想上也的确让恩叔觉得有趣。这是一个在欧洲人看来很奇怪的混合体，然而不得不讲的是，这是一个基于道德的体系。就如柏拉图讲述的“圣人王”的体系。
“我们中国是很注重道德的国家，虽然道德自有其阶级性，不过中国认同的道德还是比较倾向于劳苦大众。”韦泽曾经这么对恩叔说过，恩叔对此也颇为在意。
不管是韦泽当了至高无上的皇帝，或者是韦泽声称他是与普通人平等的一位公民，又或者光复党公开宣传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恩叔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社会道德，或者说乡规民俗的影响力之大远超欧洲国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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