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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圣主指挥远征军渡过辽水,开始第二次征伐高句丽。
同日,梁郡豪望韩相国在通济渠畔举旗造反。
同日,在齐王杨喃的敦促下,鲁郡太守李珉和彭城留守董纯联手收复蒙山后,决定趁胜追击,将蒙山余贼斩尽杀绝。鲁郡太守李珉遂统领鲁军日夜兼程西进杀贼,而董纯则遣司马董浚率三府鹰扬卫士随后跟进。
同日,水师总管来护儿回到东莱大营,命令副总管周法尚,即刻率军撤出大河水道,日夜兼程返回东莱,准备渡海远征。
同日,东都留守樊子盖因为对通济渠危机迟迟没有做出反应,遭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诘难,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就连十二卫府的将军们都难以忍受了,公开指责,全面施压。
樊子盖有些抵挡不住,出兵剿贼的呼声太高,东都上上下下军政两界同仇敌忾,看上去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正因为如此,樊子盖的头脑比往日更为清晰,目前东都的保守力量拥有压倒性优势,中立派以“骑墙”为乐,哪边风大就倒向哪边,而改革势力都随圣主东征去了,樊子盖势单力薄,如此局面下,若立场不坚定,在决策上被保守势力所左右,则必然伤及到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
迫于压力,樊子盖毅然把越王推到了“前台”,越王才是留守东都的决策者,而我这个东都留守不过是越王的马前卒,越王叫我于什么我就于什么,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位卑权轻,说了不算。
越王一个小屁孩,能做什么决策？但越王现在非同以往了,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在新一轮皇统之争中,被圣主强行逼上了越王这条船,被越王“绑架”了,成了越王的后盾,做了越王的支持者,如此一来,越王留守东都,实际上就是山东人留守东都,就如代王留守西京,实际上就是关陇人留守西京一样,决策权都在贵族集团手里。
当然了,圣主还是有智慧的,权力要制约,最起码表面上要制约,于是东都有民部尚书樊子盖兼任东都留守,西京有刑部尚书卫文升兼任西京留守。然而,关键时刻,两京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事关两大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时候,决策权肯定要被这两大贵族集团牢牢控制,而做为圣主代言人的樊子盖和卫文升只能积极配合和利用这两大贵族集团,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圣主和改革派牟利,反之,他们也就辜负了圣主的重托,损害了改革派的权益,后果堪虑。
现在樊子盖的政治智慧开始发挥了,他退到幕后,把越王推到“前台”,把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推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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