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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随后颉利可汗被唐军生擒活捉，東突厥灭亡。自此之后，唐朝的攻略重心渐渐转向西域，一则追缴突厥残部，一则谋划攻陷高昌国。
帝国北疆之军备渐渐松弛。
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二陛下自然不会视若无睹。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二陛下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事实上，这种分化的策略也宣告失败，夷男可汗的两个儿子摄于父亲之威势，哪里敢表露出一丝半点的窥视汗位的心思？乖巧得如同绵羊，使得李二陛下的分化挑拨之计全然落空。
贞观十三年春，李二陛下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東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東突厥突然复国，使得薛延陀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李二陛下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唯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开战，彼时的大堂正在绸缪攻略高昌国，没有余力对付薛延陀，于是便给夷男可汗发了一道诏书，言道：“中国贵尚礼仪，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
这话说得倒是冠冕堂皇，听上去也是仁义厚道诚意满满，可扶持東突厥以抵御薛延陀之心，却是昭然若揭。
夷男可汗自然不干。
咱好不容易从東突厥的压迫之下翻身了，现在你又一手将東突厥扶持起来，这是咱薛延陀的世仇啊，焉能坐视？
可就在他蠢蠢欲动意欲趁着阿史那思摩立足未稳之时发兵将其一举歼灭，大唐又派遣使者前来，送出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必则发兵，各问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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