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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现在杨侗身上。他以前在批阅奏疏的时候，总是看到稀奇古怪、不知所以然的典故，最开始，还津津有味的让人讲解，可是后来地盘大了、奏疏多了，他不懂得的典故自然也就多了，对于下面的人来说，利用脑海中的典故构思一份奏疏容易，如果说不通，大不了用花团锦簇的东西来凑，而他杨侗每天要批阅那么多奏疏，哪有时间去研究各地都送上来的‘典故’
恼火之下，便推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以载道’的观点，要是再有人上疏时卖弄深奥文采，一律受罚。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一时之间，大隋文坛便掘弃了词藻华丽、晦涩深奥的写作之风，写文章之时力求一针见血。
至于科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平台，不是让你写天花乱坠文章的地方，所出之题是实实在在、能够解决问题的题目；只要考生观点好、立意新颖、确实可行，便是文笔再差，杨侗也要这个人；如果有人把庄稼长势写成类似‘白发三千丈’、‘桃花潭水深千尺’这种句子，面临他必然是被淘汰的命运。
北方士人知道朝廷注重事实的套路，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全力以赴的打磨着自己的文笔，比起初来乍到的南方士子有先发之势。
但荆、扬二州是宫体诗的诞生之地，宫体诗这类体裁的诗文用词华藻、绮丽空洞，诗风文风浮艳华靡，以绮错婉媚为本，讲究形式和技巧，追求辞藻华美，但内容和题材十分狭窄，诗作大多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南方士子自小受到这种体裁文章熏陶，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如此，当他们面对隋朝的考题以及要求，结果自然就悲剧了。
不公平之说，就是缘自于此。
北方士子受杨侗恩惠极多，尤其是寒士，因为杨侗的缘故，不用在士族、权贵面前低声下气，也照样能够凭借胸中所学，登上九重天，个个视他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圣明天子、恩人，一听南方士子在大隋地盘上公然诋毁圣上，差点被周围唾沫星子给淹死。
南方士子也不是怕事的人，这样就对骂了起来，最终演变成了全武行，参与械斗的士子高达三四千人，若非城中士兵反应及时，恐怕会搞死很多人。
“朕明白了…但是朕不会改。”杨侗说道。
杨恭仁就知道杨侗会这么说，苦笑道：“诗琴书画是以陶冶情操之艺，怎么来都无所谓，但是治国之时需要实事求是，浮夸之风要不得。文以载道、大道至简之文风，乃是我们多年来的心血之一，也为文武百官处理事务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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