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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县里看看，是不是真这么搞，要真这么搞可享福得很。”
别看一条鞭法计算复杂，以前的赋税更复杂。
田赋还有个标准不变，丁役和杂项简直五花八门。就连州县官员，都有可能搞不清楚，老百姓就更不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如此，就给文吏、皂吏、里甲长、粮长们可乘之机，欺上瞒下胡乱给百姓摊派苛捐杂税。
老百姓或许不识字，算不清楚交税细节，但绝对不是一个个傻子。
一条鞭的征税告示贴出去，他们请人用算盘一敲，就知道今年要交的赋役大大降低。唯一担心的，只剩官府出尔反尔，今后还要胡乱摊派杂项。
今后各地御史，只要是实行了一条鞭法的地方，御史主要工作即看地方是否有加派。
一旦加派，便是违法，知县考核评最劣等，情况严重者由按察司来法办。
孟殊又问：“赋役全折为制钱，小民一下子能拿出这许多？”
崔友光说：“种棉花的肯定能拿出来，棉花有人抢着收，而且还不压价。种粮食的就不好说，新粮总是被压价，收成越好压得越厉害。”
孟殊说道：“谷贱伤农。”
崔友光道：“对，就是这道理。不过还算好，只要家里不出状况，还是能凑出税钱的。”
这玩意儿真没办法，朝廷改征收实物为征收银元和铜钱，目的是减少实物税收的运输成本，减轻老百姓的纳税压力。但老百姓必须把粮食换成钱，全靠商贾来收粮，商贾必然趁机压价。
在新中国，粮站普及到乡镇一级，农民直接把粮食交给国家。可明代很难实施，每个乡镇都有粮站的话，不知会滋生出多少蛀虫。
幸好，王渊提前十多年，用蒸汽机铸造银元和铜钱，又有海外白银、铜料供应，民间有足够的制钱在流通。不像张居正改革，铜钱混乱无法定价，只能收取银子。银子又不成定制，地方还得把散碎银子融为银锭，结果诞生出“火耗”这怪胎。
王渊的一条鞭法，没有火耗，要么交银元，要么交铜钱。
随着大量的海外黄金、白银、铜料流入，户部和工部凭借蒸汽机铸币，印钱越多就赚得越多，相关机构简直已经疯了，恨不得机器全天候运转。
不怕通货膨胀，地主老财喜欢把钱藏起来，他们是增发货币的天然蓄水池。
如今，储藏银元的富户还很多，储藏铜钱的却已经没了，官钱再精美都毫无收藏价值。于是，良币终于驱逐劣币，因为劣币不能拿来交税，正德朝以前的各类铜钱被拒收。
反正在州县城市，民间只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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