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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无定性之自由体，且不论以所谓定性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的指标也不一而足。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选择性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
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可宋代的科举也真是个怪胎，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根本性难题。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且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以致宰相宋痒哀叹：“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也是士大夫们治国善国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但中国皇权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并且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补于政事，这种形式亦屡为人诟病，所以能否选出人才还得看皇上的心情
争论之余，赵柽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当年王安石就是急于求成，用所非人，导致政策到基层走了样，为了完成指标。不分贫富，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是功败垂成。
现在王爷在路学中悄悄培养一批人，这些人熟知政策，且术有专攻，且经过跟随大军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实践经验。且这些人出身多为草根，懂得民间疾苦，了解民情，担任基层工作正合适。缺乏的只是个功名而已。将这些人以举荐的形式放到基层任职推行新政，加上他们在上面指导，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起码不会出现乱搞的现象发生。
如今人事问题取得了共识，放在在他们面前就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而现在府库空虚，事情又不能耽搁，这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要搞到钱又不能伤民之根本，的确也是个难题。这就需要考量这几位经济理论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变得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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