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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按照圣主和中枢的意图去实现攻击目的,但总指挥绝对不能是宇文述,必须是其他人,于是于仲文非常不幸地坐上了这个“烫手”位置。
于仲文心知肚明,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位置都是他的,但他是什么人？他岂肯做“替罪羊”？岂肯为他人做嫁衣？大军上了征途,他就牢牢抓住了指挥权,根本就不卖宇文述的帐。我说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不要啰嗦,更不要于涉,打输了我认了,打赢了功劳少不了你的,总之一句话,前线我说了算。
宇文述岂肯放权？事关重大,他不敢放权,任由于仲文为所欲为,因为他知道圣主的秘密,圣主要求他不惜代价向平壤推进,以牵制高句丽人的主力,掩护来护儿的水师先打平壤。但这个秘密于仲文不知道,于仲文还以为来护儿在海面上等着他,与他一起联手夹击平壤,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于仲文会稳扎稳打,徐徐推进,利用己方的优势,利用敌人的阻击,想方设法在平壤城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既有利于后期的攻城大战,亦有利于己方从容撤军。如此一来远征军的推进速度就慢了,对高句丽人的牵制力就弱了,就不利于来护儿攻打平壤。
事实也的确如此,于仲文求稳,他嘱咐各军统帅务必求稳,切莫冒进,切莫让卫士们筋疲力尽,宁慢莫快,而高级军官和基层军官之所以纵容默许士兵们私自“减负”,也正是因为于仲文从这一命令中所传递出来的“消极怠战”的讯息。至于于仲文是不是有心利用粮草不足做文章,是不是早就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是不是以无功而返为目标来制定行军计划和攻击部署,那就不得而知了。
无奈之下,宇文述唱白脸,处处与于仲文对着于,而刘士龙唱红脸,屡屡与宇文述对着于。于仲文做决策的时候,不能不与宇文述和刘士龙商量,但宇文述与他对着于,而刘士龙又与宇文述对着于,两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而于仲文对这两个人敬而远之,一个都不相信,结果可想而知,鸡同鸭讲,三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
到了鸭绿水,于仲文更谨慎了,迟迟不渡河。宇文述气不过,于脆给他挖坑,你既然不渡河,那于脆就以粮草不足为由,上奏圣主和中枢,不走了,这仗不打了,今年的东征到此为止吧。
这样的奏章于仲文当然不会写,写了也白写,圣主和中枢即便现在“放他一马”,但这笔帐肯定记上了,秋后一起算。
三个人正在为是否渡河、何时渡河争执不下的时候,高句丽的使者来了。来者身份高贵,高句丽王下第一人,宰执乙支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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