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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武贲郎将周仲,马上率军东进,坐镇洛口仓,全权负责京师东线之安全。”杨恭仁发出了第三道命令。
樊子盖毫不迟疑地提出了异议。此刻谁指挥的军队多谁的实力就大,在东都的话语权也就越重,樊子盖本来就已被杨恭仁“压制”了,在决策层中有边缘化之趋势,十分憋屈,如果他再不牢牢“抓”住周仲,那可以预见,他这个东都留守很快就会成为俯首听命的“摆设”,根本无从掌控东都的命运。
樊子盖之所以敢于与杨恭仁针锋相对,就在于他抓住了杨恭仁的“软肋”。
虽然郑元寿突然离京的确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于东都高层,再加上郑元寿要反击的对象是杨恭仁,所以其他人不便宣之于口,都会心照不宣的闭紧嘴巴,谁也不会没事找事主动得罪杨恭仁,而杨恭仁对防御部署的调整,在他们的眼里也就变成了宣泄式的过激反应,是杨恭仁对郑元寿和军方设计“坑害”他的一种抗议式的“咆哮”,表演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在樊子盖看来,适可而止就行了,没必要搞得满城风雨,一旦矛盾公开化了,举城皆知了,对郑元寿没什么损失,对杨恭仁的声望打击就大了,实在不划算。
樊子盖的目的不过是把周仲留在西苑,留在东都边上以方便自己如臂指使的调度这支军队,帮助自己在东都决策中赢得部分话语权,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杨恭仁,更不想在未来的风云变幻中做一个无足轻重的“看客”,而尤其重要的是,以樊子盖对郑元寿的了解和荥阳郑氏的利益诉求来说,不到危急时刻郑元寿绝无可能置郑氏利益于不顾,毫无预兆的突然离京,与杨恭仁公然撕破脸,同样,以杨恭仁的性格和他不顾风险毅然复出的目的来说,即便郑元寿与他撕破脸了,他也绝无可能把矛盾公开化,更不会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所以真正导致郑元寿不顾一切突然离京和杨恭仁失去理智般地大规模调整防御部署的原因只有一个：谣言成真,猜测变成了事实,一场针对圣主和改革派的军事政变终于还是爆发了。
到底是谁发动了军事政变？是留镇西京的代王,还是居外戡乱的齐王,抑或是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或者是弘化留守元弘嗣,或者是东莱水师的李子雄,抑或是东征战场上的远征军临阵哗变？怀疑的对象太多了,圣主和改革派的对手太多了,有可能铤而走险的权贵太多了,而更严重的是,正因为圣主和改革派的敌人太多了,只要其中任意一个登高一呼,便有可能应者云集,然后形势便是坍塌式的一边倒,那才是最可怕的最令人绝望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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