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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十,东都皇城。
武牙郎将高毗、河内郡主薄唐炜并临清关令急奏东都,初七日高毗率军抵达关隘,防守更为坚固,杨玄挺随即中止了攻击,并于初八日弃舟登陆,向延津关方向而去,经斥候打探,叛军经延津乘船西去,由此可推断,叛军受阻于临清关后,遂改道大河直奔东都,东都很快就会遭到叛军的攻击。
杨恭仁接到消息后,马上以越王的名义急告负责防御东都东、北两个方向的卫戍军将,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务必阻敌于大河一线,确保京师之安全,若有玩忽职守、消极怠战或临阵退却者,斩立决
然而,命令是下达了,但杨恭仁对命令的执行者和执行结果却不抱任何希望。
杨玄感和李子雄举兵叛乱的消息已经传开,东都正在大肆抓捕杨玄感和李子雄等叛乱者的亲朋故旧,这使得京师的气氛非常紧张,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由于各种利害关系的事实存在和各方势力的公开或暗中的阻挠,东都抓人的速度非常缓慢,被拘捕的人数虽然看上去很多,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者,而与叛乱者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政界高层和军方将领却一个也动不了。
军方的肯定动不了,即便有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联手支持也不行。军政是分开的,军方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权威,要绝对忠诚于圣主和中枢,在没有圣主和中枢同意的情况下,对越王惟命是从,等同于公开背叛圣主和中枢,这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另外军权一分为三,决策权、行政权和统兵权完全分开,军队里的人事调整属于军事行政权的范畴,没有圣主和中枢的命令,卫府根本无权调整人事,更不要说直接剥夺一个军将的领兵权了。
政界也是一样,人事权直属圣主和中枢,即便某个亲王或者当朝宰执有临机处置、便宜行事之大权,但对事不对人,人事权太敏感了,稍有不慎就会触及到圣主和中枢的心理“底线”。你可以决定事情怎么于,却不能决定由谁去执行,即便这个人不合适,你也无权撤换。人事调整不仅仅是一套律法程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关系到了利益格局的划分,虽然你调整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官帽子,但实质上它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政治是因利益而产生,如果没有利益哪来的政治？
杨恭仁也罢,樊子盖也罢,明明知道某个中央高层就是以杨玄感为首的政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但就是“动”不了他,没办法拘捕他。这不是有没有真凭实据的问题,而是这个权力不在你的手上,你一旦行使了这个权力,就是越权,就是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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