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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辙，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残杀，最终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圣主异常愤怒，但愤怒之后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时间内完全颠覆？
国力不足？肯定不是国力不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获全胜，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发动了上百万人规模的浩大东征，可见国力足以支撑中土实施积极防御之国策。
策略错误？先帝时期国力不足，要休养生息，只能消极防御，如今国力发展了，当然要积极防御，主动出击，遏制和削弱外虏，为中土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飞速发展的中外大环境，否则中土总是受制于外虏的威胁，在倍受掣肘的情况下步履蹒跚，无法专注于发展，长此以往当然不利于自身的强大。
所以西征是对的，倾尽国力东征高句丽也是对的，只要一战而定，接下来东都就能腾出手来，在确保北疆稳定的同时，加大对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浑人即便反攻也无法形成威胁，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杀进西域也只能与中土分庭抗礼，西北局势也就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溃千里。
然而，第一次东征以惨败而告终，积极防御的国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飞速发展的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难道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相比西征，东征期间军事指挥上?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军权更为集中，圣主和中枢不但牢牢掌控了军事决策权，还从前线统帅们的手上“抢”下了大部分的战场指挥权，前线统帅们为此不得不事事请示最高统帅部，结果贻误战机。
但是，圣主和中枢并不承认自己“抢”了统帅们的战场指挥权，因为水师是单独行动，水师统帅部独揽水师指挥权，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就能决定水师的攻防大计。另外在陆路，远征平壤的大军也有临机处置的独立指挥权，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三个人全权负责攻打平壤。所以水师在平壤的败北，陆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都是前线统帅们指挥不力，与最高统帅部没有关系，与圣主和中枢过度集中军权也没有关系。
如此一来，就剩下最后一个原因，国内政治斗争，其中最核心的矛盾是改革和保守之争，保守派为维护自身利益，为推翻改革，为推翻圣主和改革派，不惜牺牲中土和国祚利益，不惜摧毁积极防御的国防策略，甚至不惜屠杀几十万卫府军民，其中最令人切齿痛恨的就是杨玄感和斛斯政等罪大恶极的激进保守势力，正是因为他们的背叛，他们里通外国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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