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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打仗的，全是“营兵”，在此特指不属于卫所体系的社会招募士兵——这跟明末辽东有很大区别，辽东武将靠家丁打仗，大同武将靠募兵打仗总得来说还是大同更好一些。
但扯淡的是大同武将战时募兵战后直接遣散军队。
具体操作如下夏天的时候赶紧募兵，以防备蒙古秋天入侵。冬天来了立即遣散招募部队，以节省口粮开支只留少数基本兵力。
而朝廷兵册则显示，一直都有大量募兵存在，一直在发放口粮和月粮，这种操作属于季节性吃空饷。其实他们就算不遣散招募部队，也是不发月粮的，只给口粮就可以了，但武将贪到连那点口粮都想省。
席书按照清点之后的现状，干脆全面进行“易卫为营”改革，即卫所体系彻底退出大同作战编制。
由于大同镇地位特殊，此镇在设立不久，就开始“易卫为营”改革了，已经改革了好几十年，否则席书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
在席书的主持下，大同卫所兵员，今后一律回去种田，作战兵种全靠招募而来。
卫所军户，也可以报名参军，全部享受募兵待遇。
旗兵，取消。军兵，取消。军余，取消！
这种做法，会导致军费开支成倍提升。优点是提升作战能力，尽可能减轻将领对士兵的盘剥，贪污所耗财政成倍下跌，将领贪污今后只能吃空饷（后勤不归这些将领负责，那是都司军官的油水来源）。
事实上，嘉靖朝靠中央拨款维稳，也实现了这种改革。到嘉靖末年，大同的旗兵、军余都不统计了（没有消失，只是对朝廷来说可有可无，但将领依旧还在继续盘剥）。
嘉靖时期属于被迫改革，具体操作全掌控在将领手中，中央没有丝毫的主动权，最终反而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席书则是主动改革，哪里兵变就镇压哪里，反正刚把蒙古人赶跑。
在“易卫为营”的过程中，席书解放了两万多沦为农奴、家仆的卫所士卒，大部分都在清田之后分到军田种地去了。
从正德二十二年，到正德二十四年，席书前后镇压大小兵变八起，期间他甚至遭遇了一次刺杀。
反正后来席书回到京城，再不敢踏入大同地界半步，遗言也让儿孙不得去大同。
……
席书在白登山大胜蒙古骑兵，那是十月份的事情。
咱们把时间拉回来一些。
春季，两广总督姚镆统兵十万，在广西大败土司叛军。仅过了两个月，土司叛军卷土重来，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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