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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万人。
更重要的，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军事以守备为主，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象，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国家需要调整，百姓需要安宁，以内安官民，外惑四夷罢了。
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书，则由回朝的国舅李业担任；慕容延钊因为身体不佳，几度告老，刘皇帝准他归养，却不允其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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